后来顾维钧要出面组阁，事前有人问章士钊：“顾少川要组阁，你看可能成为事实吗？”章士钊很痛快地回答：“以顾夫人的多金，少川要当总统也不难，岂仅一个国务总理！”未几，顾维钧果然组阁。
事实上，顾维钧对台上台下这些人物以及一些拥兵军人评价都不坏，一是感激他们的知遇之情，二是顾氏认为这些人物都是以不同的方式爱国家。而真正使顾维钧立于不败之地的，还是他的外交才干、学者风度和超党派影响力。顾维钧一向以对外大局为重，稳健自重，周旋有方，具有政治家的独特风范，故能长立政坛。
后来有人问及他何以在北京政府的权力处于风雨飘摇中而不倒翁似的左右逢源，官运亨通？他回答说：“答案很简单，我从不介入派系利益之争。我的活动纯以国家民族利益为依归。凡是有益国家的事，我必尽绵薄之力。反之，有害的事，我宁愿挂冠而去。”
1929年顾维钧回国，至沈阳与张学良协政。此前蒋介石曾派张群、方本仁向他传话，说关于他的被通缉，“是胡汉民干的，不必以此介意，实不足轻重。倘我在南京，必不至此。”张学良劝请蒋介石取消对顾维钧的通缉，发还他的财产，南京政府遂对顾维钧“既往不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