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难看出，在奈恩的平民主义的民族主义理论中，知识分子中的精英处于民族主义运动的实际过程中的引导和领导的位置。我们知道，“在大多数情况下，民族共同体的肯定过程是通过精英政治实现的”①。民族共同体会自然地按角色分解为精英与大众，这种确定的权力结构是自发的，知识分子中的精英提供激发和引导民族主义的核心力量，他们是民族文化的制造者、民族解放梦想的发掘者、民族国家觉醒的领导者和民族主义政策的测绘师。知识分子中的精英必须要重新学会从民族性中发现那些能够动员人民群众的因素，借由这些因素，不仅能够实现人民大众的民族身份认同，更重要的是还能够激起他们的民族主义热望，可以说“精英和知识分子是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者”②。奈恩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视角分析民族问题，从不发达的边缘民族国家与发达的核心民族国家的不同状况来进行分析，他认为，在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民族国家当中，知识分子中的精英必须引导无产阶级的觉醒。
一方面，在不发达的边缘地区的民族国家当中，知识精英要充分运用他们所占有的文化领导权和话语领导权来动员人民的民族身份认同，激发他们的民族自尊心，引导他们的集体凝聚力，促进他们的普遍觉醒，进而才能实现对资本主义入侵的对抗，以及自身民族国家的解放和发展。让我们再次回到这段论述：“启蒙运动被资产阶级革命带进了更广泛的现实世界，这些革命震碎了他们周围的旧世界。在这些欠发达地区，精英们很快发现，每次只有几个国家可以平静地并入世界性的技术官僚国家之列。其他大多数国家只能被排除在行动之外，而不是礼貌地被邀请加入。践踏他们，而不是教给他们游戏规则；利用他们，而不是将他们作为合作伙伴。他们被告知要耐心等待，情况会在下一代或者下下一代拉平，这起不到什么安慰作用。这究竟是真的吗?改变的新力量的实际配置将不让英国人更加牢固地负责一个更加非印度化的印度吗?德国人不会更加控制斯拉夫人的土地吗?不管真实与否，这一点似乎是学术的。鉴于暴力和快速的行动，耐心和时间无论如何都不再成为人类(平衡发展)的可能条件。”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