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此以外，德国现在必须为其政治声望提供经济基础：德国工业的巨大增长是1870年和1871年事件的后果。精神的力量在德国以一种前所未闻的方式被驱使为获取财富这一目的服务，而且，为异乎寻常活跃的国内或国际竞争所支配，使一切别的事物都沦为物质利益的臣属。结果技术近年来成为大多数生产者与消费者们唯一关心的问题，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这对于国家内在的与精神的发展而言，是最不祥的兆头。人们完全忘记了技术仅仅是实现目的的手段。技术的完善受到赞美，仿佛它是人类最伟大的目标之一；仿佛电报电话本身就是具有不同寻常的价值的事物，虽然事实上人们通过电报电话交谈根本不比此前他们依靠慢得多的通信工具交流显得更智慧、更高贵或在任何意义上更为杰出一些；仿佛电灯将人类进一步推向完美，虽然事实上在电灯下更为清楚地看到的东西，和在油灯下看到时一样渺小、丑陋而微不足道。技术至上甚至感染了纯属智识性的知识分支：在历史科学中和在经验心理学中一样，本质上毫无价值的调查，而且就研究的终极目的而言，是最不重要的东西；但却仅仅因为它们是根据完全按部就班的技术流程来操作的，就常常获得了十分不恰当的认可。在艺术中（艺术在这个时期较之在世纪之初时更为紧密地与文明的运动联系在了一起，这一技术方面的旨趣也已发展到非同寻常的程度；不过，在艺术中精神态度可能发生的外化），艺术作品真正的意义与目的开始削弱——要比生活的其他部门为早。在音乐表演中，精湛的技艺（其目标是最大可能地发挥特有的演奏天分）让位于华丽的理念：按照这一理念，作曲及其客观完美的传送而不是艺术家的天才创造出的惊奇成为音乐会的目的。在绘画中，色彩与空间、光与气等技术问题上的旨趣（源自法国的某种刺激）发挥了十分有益的影响。艺术的特殊意义很快被表明不在于纯技术性的完善，而在于它所描绘的对象的意义，在于将其最清晰地表达出来，使其形式及空间位置的饱满和内在契合以及它们表现出来的精神实质得以充分地被理解。然而，对技术的强调却教导公众，绘画的存在不是为了讲述故事、留住趣味横生的场景或与摄影术一争高下，而是相反，绘画具有纯粹艺术特性的一个非常特殊的功能，它只有通过艺术的工具才能实现。最后，在诗歌中，近些年来（尽管起初只是在很小的群体中）对技术方面的深厚感情已经成长起来。尤其是抒情诗的这一发展已导致对那种业余抒情诗的抗拒，这类作品在过去几十年间曾一度充斥于市场。不过，从一开始就很明显的是，抒情诗技巧不仅要处理诗韵的正确性和节奏特征，而且也意味着一种对生活内容非常特殊的主观塑造，一种对情感原材料的改造——这只有通过尽可能掌握所有表达方式才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