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一来，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批判就开辟出一条将黑格尔与哲学之神学模式连为一体的研究路径。至于哲学的神学模式，费尔巴哈在讨论实证哲学时就已经做出过批判。费尔巴哈1839年主要是在形式上将黑格尔与神秘化的哲学模式联系起来，这主要指向投影与对象化的深层结构。但当费尔巴哈在澄明投影理论与宗教概念之起源的关系时，他越来越认识到，在内容与目标上黑格尔与思辨有神论以及神学存在着共同点。《基督教的本质》1843年再版之前，费尔巴哈奚落了那些“有学识的暴徒”没能将黑格尔认作是他们的同盟，而实际上黑格尔却正是他们的同道中人。[124]在1842年和1843年的文章中，费尔巴哈完整地指认了黑格尔与他的批评者之间的相互同化、相互渗透。费尔巴哈的手法就是将黑格尔哲学在形式和目标上还原为神学，即将黑格尔哲学定义为“通过哲学来持久而华丽地实现基督教复归的企图”[125]。
1843年的费尔巴哈坚信，使黑格尔哲学走向神学不归路的，正是一种仅仅在思想中弥合思维与存在的抽象辩证法。费尔巴哈承认现代哲学有这样一个指向，即将上帝的绝对存在重新界定为普泛的主体性、意识或者思想本身。他进而指出，这样一种对神学的“否定”，实际上重新制造了作为“在者”的上帝的神学观念，而在这个上帝的实质中就包含着“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