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真正的教育必然是差别性的。如果像我们的民族发言人所要求的那样，想同时成为歌德、路德、康德，这是愚蠢的。这样做最多只能成为所谓“大人物”的大杂烩。然而，人们完全应该更多地注意：善良和纯粹、真正的教养是“伟大的”，也能够影响历史。人们根本不需要在历史的所谓“大人物”面前卑躬屈膝。“大人物”通常只是由于当时人们的恶劣和渺小而变得“伟大的”。
每个人，包括每个团体、每种职业、以其领袖为代表的每个时代，都有其特殊的欲望结构，即主导性的欲望秩序；从而也就各有其特殊的伦理、特殊的典范。最近，根据由我们具体的人的生成和人化的个体性特殊方向构成的素质结构，施普朗格在其生命的诸形式中为此很有道理地要求这种教育理想的分化。仅仅在人人相同的理性生物的抽象形式的意义上，“人性”才成为教育典范；而新的权威寻求和推崇大人物的浪漫主义等，也只是对于这种片面、抽象的理性人性观的部分确实有点粗野的反动而已。必须指出，这一切，正是18世纪的重大错误，而且对19世纪人性理想的命运也是致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