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这种想法说成是自私是不公平的。诚然，微生物导致的死亡和残疾在整个20世纪继续困扰着穷人，尽管有了这些巨大的进步。但对于那些幸运地在没有这种威胁的环境中长大的人来说，纯粹的实用性决定了他们的关注点发生了转变。当其他的忧虑和杀手潜伏时，没有明显感受到威胁，人们很难产生恐惧。
但是，到20世纪末，在全球旅行、国际经济贸易、耐药性上升和贫富差距扩大的情况下，个性化和临床化的方法不再有意义。
那什么是有意义的？世界卫生组织在20世纪90年代末被指责对全球公共卫生缺乏战略或使命感。114过去几十年来，政府一直致力于诊疗服务的提供，致力于公共健康的临床化模式，而把诸如清洁饮用水、像样的初级卫生保健、安全、丰富的食品等基本问题留给了地方政府。各国政府在对其人民的责任感方面表现出了显著的差异，从斯堪的纳维亚“摇篮-坟墓”式的全覆盖卫生模式，到蒙博托的扎伊尔的严重疏忽。
1999年，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布伦特兰为全球卫生组织制定了一项新战略，重点关注那些似乎逃避对本国人民负责的政府。115根据这一计划，政府和商业领袖收到警告，人口健康状况不佳会造成有害的经济后果。简而言之，这是对这些领导人贪赃枉法本性的佐证，他们认为，忽视民众的公共卫生需求最终将损害他们的财务资产负债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