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现代文坛上，专以“宫闱秘史”“名媛艳史”为表现题材的通俗历史演义作品，同样占有很大比重。其中重要的作家作品，主要有许啸天的《清宫十三朝演义》《明宫十六朝演义》《唐宫二十朝演义》、李伯通的《唐宫历史演义》、张恂子的《隋宫秘史》、张有斐的《列国宫闱秘史》、王艺的《明宫艳史》、马枕梧的《历代风流皇后》、苏海若的《五千年皇后秘史》、姚舜生的《中国历代妇女演义》、费只园的《清代三百年艳史》等。此外还有一些专门揭示秘密会党黑幕的《黑红帮演义》等作品，以及林纾、许指严的“掌故野闻”类小说。
总之，从晚清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近百年时间里，近现代文坛上涌现了大量的通俗历史演义作品。它们的数量与社会影响，均大大超过了五四以后新文学作家们创作的现代中短篇历史小说。但如何客观准确地评价它们的文学史地位，却仍是一个颇为棘手的学术问题。就小说艺术形式而论，它们不仅几乎全都沿用了古典小说的章回体形式，而且大都不注重人物性格的塑造，尤其不能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在艺术结构上更缺乏精密的构思。如果依照现代西方小说的艺术标准加以评价，它们无疑是“旧”的，但在思想内涵上，它们又的确吸纳了不少现代意识，例如这些通俗历史演义作家对帝王专制的批判，其激烈程度丝毫不亚于五四新文学作家。蔡东藩在《清史通俗演义》第24回中，就如此表达了对皇帝的深恶痛绝：“皇帝皇帝！误尽天下英雄，害尽世间百姓，吾愿自今以后，永远不复闻此二字。”许啸天的“宫闱秘史”类小说，更是专以揭帝王宫廷中的黑幕为能事。他笔下的唐、明、清各代皇帝，无一不骄奢淫逸、反复无常，有的甚至还不如那些丧失人伦、坑蒙拐骗的地痞流氓等“人渣”。更可贵的是，作家对现实生活中的皇帝意识也有着颇为清醒的省察。在《唐宫二十朝演义·自序》中，许啸天愤慨而忧虑地指出：“现在虽说没有皇帝的名称了，但那一切军阀的行为，贵族的气焰，资本家的臭架子，也未始非这一点天皇神圣暗示的缩小！”证之以许氏之后的中国历史，可知此言不虚。但这些作品都有一个不可忽视的致命缺陷，那就是在对宫廷“艳史”与“秽史”的过分渲染中，冲淡了富有现代意识的批判精神。正如有论者所言，如果这些作品的批判精神和反思意识“只在‘前言’‘后记’或‘开头’‘结尾’中偶尔‘露峥嵘’，其‘劝善惩恶’的效应是极其有限的”，[7] 这其实也是“三言”“二拍”等古代通俗小说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