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世纪后，教育救亡的时代主题有了重大的改变。直到新文化运动形成之前，十余年间从事教育的先进知识分子们，认准了救亡主题在于社会制度的改换和国家政体的嬗变，教育变革的主要内容也相应转换为国民教育性质的确立和各级学校制度的完善。
民国成立不久，封建势力的一再复辟以及教育领域复古逆流的猖獗泛滥，凭借教育从事救亡的一代学人，认识到国民性的彻底改造在民族独立国家昌盛过程中具有绝对的重要性，且与纯然的政治事业不同，教育事业的社会功能非止于获取“近功”，更在于追求“远效”，于是企望通过民族主体的全盘改造而改良整个中国社会。因此，五四前后直到20年代末的中国教育事业，在带有某种程度的独立性变革之中，出现了一种面向国民全体的改造和发展。
20世纪30年代后，随着专制统治日益强化和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一些顺应潮流追随时代的教育界学人，开始有了相当程度的彻悟和觉醒，逐渐摆脱了单纯依靠教育来救国的思维定式，跨越出远离政治的社会行为误区，转而借助教育这块阵地，自觉而直接地将民众的知识开智和文化启蒙，纳入民族独立和社会民主的范畴之中。陶行知正是完成这种转变的学人中一位杰出的代表，最终以“伟大的人民教育家”的历史身份将自己所建树的理论及建造的事业，留给后人去作各抒己意、各凭良心的描述和评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