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此目的，马克思最初（即在1843至1844年）认为，40年代德国哲学泰斗费尔巴哈的思想是适用的。对于马克思的哲学探索来说，费尔巴哈思想的意义在于，除唯物主义的一般观点以外，费尔巴哈还把人道主义（人是最高价值）传统，同从无神论角度对宗教幻想的否定、同给人的感情因素恢复名誉、同关于人与自然界和人与人的关系人道化的思想结合起来了。在40年代的德国，许多人都把费尔巴哈的“未来的哲学”，当成是重新认识世界和人的基础。关于人的解放和关于人实现其自然能力（“类本质”）的思想，看起来好像是革命的，而且没给现存的社会污垢、“恶”、人们的不幸和屈辱留下任何开脱的余地。1844年夏，马克思致信费尔巴哈，谈了对他的后期著作的一般评价：“在这些著作中，您……给社会主义提供了哲学基础……建立在人们的现实差别基础上的人与人的统一，从抽象的天上下降到现实的地上的人类概念，——如果不是社会的概念，那是什么呢！”[4]换言之，马克思把费尔巴哈对人和人们之间关系的解释，看成是对社会主义者们（傅立叶、圣西门、路易·布朗等）当作自己理想的那个社会的哲学描述。
把费尔巴哈人道主义的哲学基础同对共产主义学说的批判分析结合起来，这就是1844年马克思为使哲学和无产阶级结合起来所选择的道路。不过，大约就在这个时候，这一研究纲领却大大地扩展了。1844年前已经独立地接受共产主义和唯物主义，同时又对费尔巴哈哲学感兴趣的年轻的恩格斯的影响是其动因。然而，和马克思不同的是，1842至1844年生活在英国的恩格斯，已经十分熟悉有组织的和群众性的工人运动——宪章运动，熟悉英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文献，最重要的是熟悉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英国伟人的政治经济学。在《德法年鉴》杂志上，和马克思的文章一起刊登了恩格斯论英国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作品（《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844）。恩格斯从无产阶级利益捍卫者的立场批判了这门科学。对马克思来说，这篇篇幅不大的文章开辟了一个新的知识领域；他认为，掌握这门知识对创立新的世界观是十分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