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李谔振振有词于大江南北的“体尚轻薄”之风，也不是绝无数据。因为风气既成，就不仅仅表现在文学上，整个社会也随着魏晋以来的清谈玄议而“其弊弥甚”。当时构成社会精英层的士族和知识分子，咸以门阀相重，名士自居，崇尚黄老，追求通脱，做实事者受讥诮，唱高调者被抬举，昏昏然视作智慧，醉醺醺以为清醒。连开创东晋偏安局面的王导也这样说，你们今天说我“愦愦”，将来你们还要怀念我这“愦愦”呢！
以“愦愦”自慰的王导，与登碣石、临沧海、“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曹操，怎可相提并论呢？《资治通鉴》里载南朝宋时大名士袁粲的事例，便可见江左风气之一斑。这位当朝大臣既无“经世之才”，而且“好饮酒，喜吟讽，身居剧任，不肯当事”。他的下属去向他请示，要他做出决策，他躺在卧榻上，高声咏哦，所问非所答，来一个驴头不对马嘴，让人家不得要领而归。此类令人匪夷所思的行径，而竟传为佳话，视作风雅。平日，他只是“闲居高卧，门无杂宾，物情不接”，大家认为他很清高。于是，追求名士风度，蔚为风气，遂成了二百多年间南北朝文人的终极目标，社会精英层大率若此，还有什么振作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