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做一番逆向观察的话，藤原惺窝所提出的上述日越商贸关系的原则和理念，也未尝不是当时17世纪初日越之间不和谐“音符”的真实写照。提倡两国要以“信义”为先，或许意味着“信义”无存；提倡相互“尊重”,或许意味着歧视、差别对待之事并不少见；倡导商贾要“诚实”,或许意味着坑蒙拐骗的行为也时有发生；主张两国之间要互相海难救援，或许意味着或因救援之难而只能任其自然了。不过，察这段时期两国之间的通商文书可知，日本客商在会安兴风作浪、作奸犯科等行为时有发生。
五余论
16世纪末17世纪初，中国“明清鼎革”,中朝日因“壬辰倭乱”而激发的东北亚变局深刻地影响了东亚世界区域国际关系的变化。从日本的角度来看，最大的变化莫过于日本与明清、朝鲜关系的中断，在东北亚区域限于孤立之境；由此为挣脱中朝之包围，日本开始了与越南为代表的东南亚甚至是荷兰东印度公司、葡萄牙商船等西方世界的经贸往来，长崎成为当时东亚海域的经贸中心。尽管隆庆元年(1567),明穆宗(1562—1572)解除“海禁”,开放海外贸易，允许与东南亚诸国通商贸易，但“日本”仍是个例外，禁止与其贸易。不过，装载着中国货的“唐船”也并无消失，仍渊源不断地到达长崎，中国产的生丝、砂糖、瓷器等物品也在江户、大阪的市集被大小商贩高声叫卖着。这些商品，除了来自中国浙江、福建、广东等地的走私船之外361,来自越南东京、会安等地的中国商船仍然是主力，越南成为中日之间贸易的中转地，“中国(江苏、浙江、福建、广东)—越南(东京、会安)—日本(长崎)”构成了因中日“海禁”而无法直接交易而形成的一条曲线通商之路。如果从相关事实进一步观察的话，这条海上路线不仅仅是一条通商之路，还承载着中日甚至是东亚的政治、文化交流甚至情报交流等特殊的政治文化功能。比如以“反清复明”为志业的朱舜水前后出入于日本安南15载，其间去日本7次，到安南6次，而他至日本也是经安南。朱舜水在“中国—越南—日本”之间的活动，折射出的“明清鼎革”之际东亚的巨變与后世影响迄今仍有未解之谜。[371其相关问题的复杂性，容待笔者后续再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