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重商主义与功利主义伦理观
重商主义与功利主义伦理观也是中国近代重要的社会新伦理观之一。它的提倡显然与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中国的移植和渗透有关。洋务运动时期一些思想家们曾经提倡重商主义伦理思想。而维新思想家们不仅继承了其前人的重商主义价值观，而且还是“合理的利己”论伦理观的积极提倡者。
维新派从发展近代工商业的要求出发，揭露和批判了被封建统治阶级推崇的“存天理去人欲”“重义轻利”等伦理道德观，提出了“合理的利己”的功利主义伦理道德观。谭嗣同就从人性平等、人性人欲皆善的资产阶级自然人性论出发，提出了带有自己独特性格和阶级属性的“崇奢黜俭”的功利主义伦理观。他指出，如果人们按照“黜奢崇俭”的观点行事，仅仅为养成个人的“俭德”而不去发展农工商业，“今日节一食”“明日缩一衣”，那么天下必有受其饥寒之人，“家累巨万”，而无异于乞丐。“愈俭则愈陋，民智不兴，物产凋窳”，“转辗相苦，转辗相累，驯至人人俭而人人贫，天下大势遂乃不可以支。”[66]他还一反几千年来人们对奢侈行为的传统看法，指出所谓“奢”，实质上是“富民”、“利民”的代名词。因为“奢”的结果，会使农工商各行各业都从中获利，有关各方之人“奔走而趋附”，可以使无业者得到就业的机会。于是，从事社会各行业生产的工商企业都会随之兴旺发达起来。可见谭嗣同的道德观是为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服务的。严复也从广义社会伦理的角度提出了“开明自营”的命题，认为对于人己、上下、公私等关系中，损益任何一方都是不恰当的。只有在利己的同时也利他、利群，才是最完满的，即他所说的“两利为利，独利必不利”。[67]梁启超也认为，利己与利他、利群从表面上看是对立的，其实是“一而非二”。利他、爱他、利群是变相的利己、爱己，不讲利他、爱他、为公，只知自利自私的狭隘至极的利己主义是极不道德的。康有为也主张“以礼节欲”，反对只知利己、一味纵欲的道德观，要求人们在利己的同时，不妨碍他人满足欲望的要求。由此可见，这种利己主义同极端狭隘的利己主义之间还是有区别的。总之，近代重商主义与功利主义伦理道德观的提倡，反映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商品交换方式在中国逐渐生长的现实，代表着正在成长着的新兴资产阶级要求确立自己独立经营的法人地位以及摆脱封建人身束缚的呼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