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新背景书”形成之背景
我们有理由推测，马建从北京出发去西藏以前就已经知道了他将要在西藏寻找或发现的是什么。然而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西藏事实上不可能提供他想要寻找和发现的那些东西。就如他自己在小说中所描述的那样，要是没有那位“当兵的”的引导，他很可能连天葬都看不到，更不用说能亲历本来就应当很秘密的密乘金刚杵灌顶仪轨了。毫无疑问，这部曾被人誉为“现代主义的好作品”的小说中所说的那些故事绝大多数不可能是作者于西藏的亲身经历，而是他根据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关西藏和西藏佛教的“背景书”而作的文学创造。当然，马建的《亮出》绝不只是对那些旧“背景书”的简单重复，而是于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政治之特殊背景中推陈出新的一部“新背景书”。
众所周知，至80年代中期，西藏成为“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的一员已经三十余年。在同样经历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后，藏胞的思想观念和生活习惯业已深受内地“极左思潮”的影响，西藏的社会面貌亦已发生了许多根本性的改变。然而马建所希望见到的西藏依然是一个与北京毫无相同之处的“异域”，他的小说要刻意描述的亦便是西藏的“异国情调”。事实上，亦正是他小说中所描述的这种“异国情调”不但开罪了已深受汉文化熏陶的在京藏胞，而且也深深地反映出了作者自己的思想观念囿于其所处时代的政治、社会和文化格局。与西方关于东方的文学和游记作品一样，《亮出》对西藏这一“异质文化”的表述显然远非客观和不加选择。与其说《亮出》描写的是作者于西藏的见闻，倒不如说是作者及其设想中的读者早就期待的东西。当时，读者已常常可以在一些不登大雅之堂的小报和杂志上看到有关天葬、洗澡节、一妻多夫等西藏风情的零星而又遮遮掩掩的介绍，而发表于《人民文学》的《亮出》可谓投读者之所好，其内容集以往报道之大成，为渴望全面了解西藏风情的读者提供了一顿大餐。如前所述，《亮出》中所说的每一个故事都离不开“性”，作者有意无意地把泛滥、不伦的性行为描写成西藏社会的一个典型特征，这一方面是受了“性化”西藏之“背景书”的影响，而另一方面则凸现出80年代中国文化人对打破自身文化中几十年来严酷的性禁锢的强烈渴望。可见，于马建作出将“性”作为其小说之主题这样一种选择中起关键性作用的并非他在西藏的实际见闻，而是他试图摆脱的在北京的旧有生活对他的期望。作者在描述西藏之种种“异国情调”时，显然更多的是为了将它们描述为可与自身文化形成鲜明对比的“他者”，所以不惜夸大其词，而没有着意于从藏族文化自身的语境中去理解他所描述的这些现象，并对它们作出合理的解释。无疑，这是《亮出》作为一部文学作品之最致命的缺陷。正如有文艺批评家所指出的那样：